“科舉制之廢除，只在朝夕之間便可完成，要想恢復，則至少需要百年。”這是王文元先生的感慨。

“五四”以降，科舉被認為是落后挨打、人才蕭條、科技落后的主因，但事實是，1300多年的科舉制中，涌現(xiàn)出無數(shù)俊杰，不僅有白居易、劉禹錫、王安石、蘇軾等偉大詩人與政治家，還有沈括、宋應星、徐光啟等科學家，甚至直到晚清，林則徐、曾國藩、張之洞等人才皆從科舉中來。

科舉制度到后期確實出現(xiàn)了選題過窄、禁錮思想、選拔不公平、鼓勵官本位等弊端，但這并不是科舉制度內生的問題，而是專制主義的必然結果，將整個系統(tǒng)設計的缺失全部歸罪于分系統(tǒng)，至少有欠公允。

有趣的是，雖然近代以來國人對科舉制度口誅筆伐，必欲除之而后快，可它在西方卻頗有口碑，甚至成為英國現(xiàn)代文官選拔制度的藍本?？婆e制度有利于社會各階層流動，故唐宋之后，貴族階層漸次崩潰，世家大族很難長期把持權力，出現(xiàn)了“古今將相，出身卑賤者多”的局面。

孟德斯鳩曾說，中國古代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封建制，因為官員畢竟要通過考試，在普遍不公正的大背景下，至少提供了一個相對公正的通道。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社會中最重要的人才選拔制度。從隋唐起，直至清末，科舉制度在中國延續(xù)了1300余年，對中國古代社會產(chǎn)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響。學術界普遍認為，要全面深刻地研究古代中國，傳承中國古代的學術文化，離不開對科舉制度的研究。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煌煌五卷本、共計452萬字的《中國科舉制度通史》，全面系統(tǒng)闡述中國科舉制度歷史，剖析科舉制度對中國古代社會多方面的多重影響，補充了當下學術界的空白。

為了深入了解這套大型原創(chuàng)性學術著作的特色，特請本書三位主編之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及博導毛佩琦先生為您解讀。（本書另兩位主編分別為北京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張希清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愉）

東亞各國學子來中國趕考

中國是漢字文化圈的主導，長期處在東亞文化的中心地位。中華文化對周邊國家地區(qū)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輻射力，對周邊國家和地區(qū)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早在科舉制產(chǎn)生之初，就有不少周邊國家的留學生在中國學習。在唐代的國學中，“四方儒士負書而至者蓋以千數(shù)。俄而，吐蕃及高昌、高句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遣子弟請入于學”。一些高句麗、新羅學生在中國成為賓貢進士。倭國（今日本）阿倍仲麻呂留中國前后50年，吉備真?zhèn)鋪硖屏魧W，歸國任大學助教為東宮師。

在宋代，高麗（在今朝鮮半島）繼續(xù)派遣學生以“賓貢”的名義來到宋朝的太學學習。他們參加科舉考試，及第者有的回國，有的就在宋朝做官。元代開設科舉后，高麗士人投考，要在本地參加征東行省的鄉(xiāng)試，再到大都（今北京）參加會試。

明朝時，周邊國家如朝鮮、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也有一些學生來到中國讀書，并且參加科舉考試。

洪武三年（1370年），高麗生三人參加了考試，其中金濤登三甲第五名，三人都以不通華言請求回國，后來金濤成了高麗的國相。此后交阯進士黎庸、阮勒、阮文英、王京、陳儒都曾中進士，并在中國做官，陳儒做到右都御史那樣的高官。

科考制度被各國效仿

此外，新羅、高麗、日本、交阯學習中國，在本國也舉行了科舉。

在中國唐代早期，日本在學習中國各項制度的同時，也模仿唐朝實行了科舉制度。日本中樞機構設有式部，其職責之一就是“策試貢人”?！娥B(yǎng)老令》中的《選敘令》規(guī)定，“凡秀才，取博學高才者；明經(jīng)取學通二經(jīng)者；進士取明閑時務并讀《文選》、《爾雅》者；明法取通達律令者。皆須方正清循，名實相副。”《養(yǎng)老令》中的《考課令》，更加明確地規(guī)定了秀才、明經(jīng)、進士、明法四科的考試內容和評定標準。與唐朝不同的是，日本進士科漸漸式微，秀才科日盛。而且，由于考生多來自大學寮，而大學寮又多由貴族把持，科舉漸漸失去平等的意義。到江戶時代（1603—1867年），日本就不再實行科舉了。

在今朝鮮半島上，新羅王朝于元圣四年（788年）“始定讀書出身科”，或稱“讀書三品科”，這是模仿唐朝科舉的明經(jīng)科而形成的一種制度。

其后的高麗王朝，于光宗九年（958年）決定正式實行科舉。其制，?？疲羞M士、明經(jīng)、明法、明算、明書、三禮、三傳；制科，由王親試詩、賦、頌、策等。

交阯廢科舉比中國還晚

高麗王朝后期，于1314年，仿效中國元朝，規(guī)定明經(jīng)進士科考試《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并且要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答案。后來又規(guī)定了鄉(xiāng)試、會試、殿試三場制。在朝鮮（在今朝鮮半島）李朝時期，相當于中國的明清時期，全面實行科舉制。其制三年一試，有鄉(xiāng)試、會試、殿試；中試者有解元、會元，分一二三甲，有狀元、榜眼、探花之稱。

朝鮮科舉還有武科，武科考技擊、兵書，還要考“四書、五經(jīng)”等等。朝鮮還設有雜科，有譯科，譯語有漢學、蒙學、女真學、倭學，還有醫(yī)科、律科、陰陽科。此外，戶曹有算學取士，圖畫院有畫員取士，昭格署有道流，掌樂院有樂生、樂工取士，反映出鮮明的特點。

交阯首開科舉是在相當于北宋時期的李朝。其后在相當于明朝時期的陳朝、胡朝、黎朝、莫朝，相當于清朝時期的黎朝、西山朝、阮朝一直都實行科舉制度。其最后一科在阮朝啟定四年（1919年），那是在中國清代廢除科舉之后14年了。在考試程序上，與中國大體相同。不同朝代有不同科目，如進士科、鴻辭科、士旺科、選舉科、東閣科等等。考試分鄉(xiāng)試、會試、殿試，多數(shù)情況是三年一試。也有狀元、榜眼、探花等名目?？荚噧热?，有儒學的四書、五經(jīng)，也有本國的典籍。其文體，有詔、誥、表，有駢文，詩則為唐律體，賦則為古體。

科舉為何被妖魔化

清室的維新和預備立憲沒能挽救它的滅亡，科舉成了它的殉葬品。雖然在科舉廢除后，新設的學堂還曾授予其畢業(yè)生舉人、進士等學位，但如同回光返照，很快就銷聲匿跡了。

辛亥革命成功后，國人不滿足于已經(jīng)取得的成果，加之列強不能以平等待我，因而變得越來越激進。衰弱的國力和與列強爭勝之心，使人們再次把矛頭指向傳統(tǒng)文化。人們認定，只有徹底打破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傳統(tǒng)文化，徹底學習西方，中華才可以自強。舊文化、舊制度再次成了批判的對象。

在“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下，科舉制成了重要的靶子，八股文變得臭不可聞，它與鴉片、小腳、辮子一起被作為垃圾徹底扔掉。盡管這時還有一些學者，堅守著不新不舊之學問，甚或堅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偶爾為傳統(tǒng)文化唱唱贊歌，但沒有任何人提到科舉制，更不要說八股文了。它們已從中國文化體系中被徹底抹去。

西方學者卻在交口稱贊

然而，在與中國完全不同文化體系的歐洲，對中國科舉的看法有完全不同的視角。

早在明朝末年，當耶穌會士意大利人利瑪竇來到中國時，曾經(jīng)對中國的制度發(fā)出由衷的贊嘆。他在給歐洲人信件中，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科舉制度，甚至提到了八股文。1621年在英國出版的伯頓的《憂郁癥的解剖》，在講述中國的科舉制度時，說道：“他們從哲學家和博士中挑選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貴是從德行上的顯貴中提拔上來的：顯貴來自事業(yè)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

葡萄牙人曾德昭的《大中國志》詳細地記錄了科舉的全過程，并且評論道：“從學生頭次赴考，直到最后考取博士，是這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因為學位和職位帶來的名利，都取決于這些考試。”他的言說背景是針對歐洲世襲的貴族特權和教會神權的權威。在中國，人的能力是決定性的。一切榮譽利益都從個人能力的平等競爭中得來。因此，西人幾乎無例外地認為科舉是最公正、最平等的選才方式。

晚清來華的美國人丁韙良甚至將其與民主聯(lián)系起來：“有什么能比像這樣以提供全體‘公平機會的鼓勵’更真正民主的呢？中國這種真正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國中處于無與倫比的地位。”

中國古代的第五大發(fā)明

這種平等與民主正是西方中世紀所沒有的。因此，一旦了解了中國的科舉暨文官制度，西方思想界便激起了巨大的波瀾。這種平等的“中國精神”成為西方一系列啟蒙思想家，包括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人的理論武器，在法國以及后來的英國形成一股傾心中國文明的潮流。通過他們，中國的文官制度、科舉制度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的歷史進程。

丁韙良1868年10月，在一篇演講中贊揚了中國的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等發(fā)明后，說：“如果我們采用中國測試候選者能力的辦法，來選拔最優(yōu)秀的人任政府公職，那必將對我們的文官政府產(chǎn)生積極作用，其益處將大于那些技術方面的發(fā)明。”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科舉制度是中國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第五大發(fā)明”。

他說：“現(xiàn)在歐美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拔取真才的制度。”

中國是文官制度的發(fā)源國，為世界現(xiàn)代文官制度提供了典范，科舉制度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古老中華帝國長期充滿活力，中華文化的生生不息，科舉制度功不可沒。

重新發(fā)現(xiàn)科舉

民國期間，在一連串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反思中，對科舉的批判一直沒有間斷。但也就是從此開始，已經(jīng)有人更加理性地研究科舉，系統(tǒng)地梳理科舉制度的歷史，研究科舉存在的合理性，追尋科舉制度設計的優(yōu)越性，也包括認真嚴肅地分析它的弊病。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引進，使一些學者得以從新的角度審視中華文化。

一些受過西式教育的學者，將科舉作為社會科學、政治學之重大課題加以研究。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為民國考試制度設計尋求歷史依據(jù)而研究科舉；王亞南《支持官僚政治高度發(fā)展的第二大杠桿——科舉制》，從官僚政治的角度研究科舉；盧前《八股文小史》從文學、文體史的角度研究科舉；潘光旦、費孝通通過統(tǒng)計分析，申述了科舉制對社會流動的促進，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科舉?？婆e開始被重新發(fā)現(xiàn)。

與此同時，海外對中國科舉制度的研究蔚為大觀。作為旁觀者，多數(shù)研究者不像中國人那樣背負著歷史的包袱，因而可以更加開放地研究科舉制。日本、歐美都有相當?shù)难芯砍晒?/span>

從被忽視到顯學

科舉制被重新提起是在20世紀80年代。激進主義的退潮和中國經(jīng)濟的崛起，重新審視中華傳統(tǒng)文化成為必然。

與改革開放隨之而來的諸多社會問題和普遍的道德缺失，在全球化中民族身份的迷失，都促使人們更加重視開掘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優(yōu)秀價值。最近更興起一輪重建國學的熱潮。很自然地，科舉制研究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婆e研究已經(jīng)成為當代一門顯學。

近代以來，中華學人為自強圖存，主動吸納西學，大大豐富了中華文化，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但是也形成了一股完全否定國學、徹底拋棄國學的文化激進主義。中華文化被強行納入西學框架體系，或者被解構、割裂得七零八落，失去了獨立性、主體性。我們的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無不是在西學體系下的重新組建。中華自身的學術體系已不復存在，傳統(tǒng)文化的固有面貌已不復存在，傳統(tǒng)文化的許多價值被淹沒而得不到彰顯。

在今天，復原中國科舉制度的完整面貌，建立獨立的科舉制度史體系，理性地辨析其成敗得失，以更好地繼承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是其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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