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彬（魯迅文學院研究員）
在北京的東城區(qū)，從東四到北新橋，有若干城市的地標性質建筑，在這些建筑周圍，衍生出不少以其為稱的胡同，這些胡同承載了豐富的文化內涵。有趣的是，這些衍生的胡同名稱，卻在這些地標性建筑消失以后才出現(xiàn)，比如東四牌樓以北、北新橋以南的幾條胡同。這樣的地名現(xiàn)象，值得研究。為什么在地標性建筑消失后胡同才以其為稱呢？這說明，原來的實體地標性建筑雖然消失，卻在人民的精神之中頑強地存活下來，從另一角度鮮活地展示了歷史對當下的影響。
北京北新橋附近的石雀胡同王彬攝
一
東四北大街與東四南大街是北京內城南北方向的重要道路，兩條大街的銜接處，在歷史上曾經(jīng)矗立著4座沖天牌樓，由于位于皇城東側，因此俗稱東四牌樓，而相對應的是皇城西側也有4座牌樓，俗稱西四牌樓。
據(jù)史書記載，位于東四路口的牌樓建于明代。清人汪啟淑《水曹清暇錄》云：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東四牌樓地方，生意日盛。一日忽有道士手掇燒餅一筐，挨戶掗賣，每至一家，輒云買大火燒。三日后突遭回祿，道人所至之家，靡不焚毀。東西南北四座牌樓，相距各數(shù)箭遠，火星飛延，一時俱為灰燼”。“掗賣”，就是強迫人家買，或者說是強賣。“火燒”是一種烤制食品，這個傳說與鮮魚口大火近似，也是有人在回祿之前賣“火燒”，而且把“咸魚”與“火燒”一起賣，吆喝道“咸魚（諧音鮮魚）大火燒。”第二天鮮魚口街便被大火燒毀了。
焚毀的牌樓后被重新修復。4座牌樓的樣式完全一樣：四柱三樓，樓頂為兩面坡，上面覆蓋綠色的琉璃瓦。立柱采取沖天樣式，高出樓頂，兩側附以戧柱，頂端裝有云罐與柱莖套。牌樓的明間寬于兩端的次間，龍門枋之上是斗拱，明間是六攢五踩，次間是五攢五踩。龍門枋與額枋之間鑲以華板，正中的位置嵌有一方白石匾。東曰“履仁”，西曰“行義”，南北統(tǒng)曰“大市街”。
1934年，將4座牌樓的木制主體改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同時拆掉戧柱。1954年12月24日，為了改善交通，4座牌樓被拆掉，原來的路口簡稱“東四”。
東四牌樓在歷史上是北京內城東側的重要城市標志，在介紹周圍胡同與建筑時，往往以其為準，清代朱一新在《京師坊巷志稿》中這樣寫道：
東四牌樓大街。南接就日坊大街，迤北午達東直門者，曰十字街。元舊稱也。見析津志。井五。北有估衣市，井一。迤南小胡同，井一。西小胡同，曰老虎洞，井一。……東有二郎廟，西有回人清真寺。
這個路口南邊的街道，原稱就日坊大街，即今天的東四南大街，北邊是東四北大街，東邊是朝陽門內大街，南邊是東四西大街，4條街道交會在一起，狀若十字，因此在元代稱十字街。東四路口的北側有大慈延福宮，建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是一座奉旨敕建的寺廟，供奉天地水三官，俗稱三官廟，又相傳是元代的太廟，每當廟會時，廟前兩側多設估衣攤，因此這一帶又名估衣街。20世紀50年代修建對外文委大樓，將大慈延福宮的主體拆掉，只余東路部分建筑。東四路口西南有清真寺，初建于元，明正統(tǒng)十二年（1447年）重修，寺門上方懸匾“清真古寺”。由此再向南，在與燈市口大街銜接處過去有二郎神廟，也就是朱一新所說的“二郎廟”，雖然這是一座不大的小廟，然而卻有些神奇，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此廟坐東向西，而西邊是紫禁城，“曉日初出輒有金光射室中，似返照”。究其原因，有人猜測是“廟基址與中和殿東西向值，殿上火珠（宮殿金頂，古謂之火珠，唐崔曙有明堂火珠詩是也）映日回光耳”。二郎廟至今尚在，只是結構全變，改為小商店。但是門口仍立有一只類于狗的殘破石獸，已經(jīng)被歲月摩挲為烏黑的顏色。
二
明代初年，京衛(wèi)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至20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以振兇荒。永樂皇帝繼承了這個制度，設置天津衛(wèi)與通州左衛(wèi)倉，在北京設置了37衛(wèi)倉。又命令天下州縣多設倉儲，為了安全起見，將原本設于郊區(qū)的糧倉統(tǒng)統(tǒng)遷徙到城內。永樂九年（1411年）會通河疏浚以后，在徐州、淮安、德州設置倉庫，而臨清襲洪武舊制，合天津倉共5座，統(tǒng)稱“水次倉，以資轉運”。宣德年間，增設北京和通州糧倉，委派御史、戶部官員與錦衣衛(wèi)千戶按季更換巡察，外地的糧倉則派布政、按察、都司防守。每座倉門，以退休的武官率領老幼兵丁10人防守，半年更換一次。到明英宗初期，“命廷臣集議，天下司府州縣，有倉者以衛(wèi)所倉屬之，無倉者以衛(wèi)所改隸”。意思是地方上有糧倉的就把衛(wèi)所的糧倉歸屬于它，無糧倉的則把衛(wèi)所的糧倉改為地方糧倉。根據(jù)《明會典》卷二十一記載，在明代，北京城內設有如下糧倉：
舊太倉十一衛(wèi)，永樂七年（1409年）設。管理的衛(wèi)倉有：獻陵衛(wèi)倉、景陵衛(wèi)倉、昭陵衛(wèi)倉、羽林前衛(wèi)倉、忠義前衛(wèi)倉、忠義后衛(wèi)倉、義勇右衛(wèi)倉、蔚州左衛(wèi)倉、大寧中衛(wèi)倉、錦衣衛(wèi)倉、神武左衛(wèi)倉。
新太倉七衛(wèi)，宣德年設。管理的衛(wèi)倉有：裕陵衛(wèi)倉、茂陵衛(wèi)倉、康陵衛(wèi)倉、義勇前衛(wèi)倉、大寧前衛(wèi)倉、富裕衛(wèi)倉、會州衛(wèi)倉。
海運倉六衛(wèi)，宣德年即海子地設。管理的衛(wèi)倉有：泰陵衛(wèi)倉、永陵衛(wèi)倉、忠義右衛(wèi)倉、寬河衛(wèi)倉、燕山左衛(wèi)倉、義勇后衛(wèi)倉。
南新倉八衛(wèi)，永樂七年（1409年）設。管理的衛(wèi)倉有：府軍衛(wèi)倉、燕山右衛(wèi)倉、彭城衛(wèi)倉、龍驤衛(wèi)倉、永清右衛(wèi)倉、金吾左衛(wèi)倉、濟州衛(wèi)倉。
北新倉五衛(wèi)，永樂年設。管理衛(wèi)倉有：府軍左衛(wèi)倉、府軍右衛(wèi)倉、府軍前衛(wèi)倉、燕山前衛(wèi)倉、金吾前衛(wèi)倉。
大軍倉四衛(wèi)，永樂年設。管理的衛(wèi)倉有：永清左衛(wèi)倉、旗手衛(wèi)倉、大軍倉、武成中衛(wèi)倉。
濟陽倉二衛(wèi)，永樂七年（1409年）設。管理的衛(wèi)倉有：金吾右衛(wèi)倉、濟陽衛(wèi)倉。
“祿米倉二衛(wèi)，嘉靖四十一年，令改府軍、彭城二倉之半為祿米倉，外東倉為衛(wèi)倉，內西倉為部倉。”管理的衛(wèi)倉是：彭城衛(wèi)南新倉、府軍前衛(wèi)南新倉。
西新太倉四衛(wèi)，永樂年設。管理的衛(wèi)倉是：虎賁左衛(wèi)倉、金吾后衛(wèi)倉。
太平倉二衛(wèi)，弘治十七年（1504年）設，正德八年（1513年）改鎮(zhèn)國府，十六年（1521年）仍改正。管理的衛(wèi)倉是：留守前衛(wèi)倉、留守后衛(wèi)倉。
大興左衛(wèi)倉，永樂七年（1409年）設。
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祿米倉、南新倉、海運倉、北新倉等倉庫均是為軍人提供糧食的倉庫，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軍倉。這個制度沿襲到清代。乾隆《欽定大清會典》卷十二云：“京師倉十有三，八旗三營兵食、官軍牧馬豆貯焉。”又曰：“通州倉二，王公官俸廩米貯焉。”又據(jù)清人震鈞《天咫偶聞》記載：“京倉之在城內者，北曰北新，曰海運；南曰富新，曰南新，曰興平，曰舊太，皆在朝陽門北；曰祿米，則在朝陽門南。凡京官俸米，皆于此取給。又大清門東皇城夾墻內曰內倉，凡宮殿用米及庵寺糈糧，皆于此取給。然皆內新出陳，紅朽者多。”米，在倉內儲存的時間長了因水分減少而顏色發(fā)紅，俗稱老米或紫米。過去譏諷八旗子弟是“鐵桿老米鼠”，便是由此而來。據(jù)鄂爾泰等纂修的《八旗通志》記載，八旗兵丁的糧食都有指定的糧倉負責，海運倉負責鑲黃旗，舊太倉負責正白旗，南新倉負責鑲白旗，祿米倉負責正藍旗，北新倉負責正黃旗，興平倉負責正紅旗，富新倉負責鑲紅旗，太平倉負責鑲藍旗。
明清時期，貯存糧食的地方稱“廒”，明初規(guī)定一廒三間，后改為一廒五間。廒門懸掛匾額，在上面標出某衛(wèi)某號。在明代，北京與通州共有官倉20座。清代中期通州有西倉與中倉2座，北京城內則有祿米倉等13座，總計15座。其中，東直門內的海運倉、北新倉等有85廒。朝陽門內的祿米倉、南新倉、舊太倉、富新倉、興平倉等有361廒。此外，在朝陽門外還設有萬安倉、太平倉等179廒。德勝門外設有本裕倉、益豐倉等60廒。東便門外設有裕豐倉、儲濟倉等171廒。
1912年，清帝遜位，上述糧倉改為他用。其中，北新倉改為朝陽大學，現(xiàn)被中國中醫(yī)科學院與東直門醫(yī)院占用。海運倉被改為陸軍被服廠，現(xiàn)為部隊某部使用。1912年，南新倉的部分地域，改為陸軍軍醫(yī)學校附屬醫(yī)院，后改為民國軍政部“北平陸軍總醫(yī)院”。新中國成立后，由解放軍某部接管。20世紀50年代初，南新倉東部改為北京市百貨公司倉庫。祿米倉民國時期改為聯(lián)勤總部平津被服總廠，現(xiàn)在為軍需裝備研究所使用。
經(jīng)過一百余年的風雨激蕩，糧倉中的倉廒流傳下來的已然不多。1985年，北京市百貨公司在其所占之地興建樓房，將倉廒拆掉了不少，未拆毀的9座則被保護下來，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從而使得今人尚能目睹明清時期倉廒的形態(tài)。廒大多是5間，面闊約24米，進深約17米，高約7米。廒的墻體厚重且收分顯著，采用五花山墻，用大城磚淌白砌筑，底部厚約1.5米，頂部厚約1米，以期達到保溫效果。廒的頂部覆蓋灰色板瓦，明間辟有一間出樓的雨搭，頂部有氣樓，底部用磚鋪砌，上面鋪設木板，木板架空以防潮，并在墻下設通風氣孔。
近年來，北京市百貨公司將遺存的倉廒一帶改造為南新倉文化休閑街，利用舊有的倉廒，打造“新的在舊中，時尚在歷史中”的文化品牌，成為一處新的文化地標。
三
北新橋，是北京內城的一個重要路口，從崇文門到雍和宮的南北大街，與從東直門到鼓樓的東西大街在這里交會。這4條道路的交會之處，在《八旗通志》附錄的《北京八旗方位圖》中畫有一座橋梁。《八旗通志》的編纂工作始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結于乾隆四年（1739年），歷時12年。這說明，這里曾經(jīng)是有橋的。“橋”曰“新橋”，意味著在此之前這里也應該有橋，相對過去的橋為新建，故曰“新”。
依據(jù)《北京八旗方位圖》所繪，在此橋東側南邊第一條胡同名曰“石雀胡同”，第二條胡同稱“板橋胡同”，而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京城全圖”中“石雀胡同”寫作“石橋胡同”。“雀”，北京人在口語中讀“巧”，“巧”與“橋”讀音相近?，F(xiàn)在橋雖然沒有了，但是作為地名卻留下了可以讓我們推想的空間。同時，說明這里的橋可能為石筑，因此附近的胡同要以“石橋”為名。由于南側有板橋，這處石橋便以“北”為冠，又是新建，因此稱“北新橋”也就合理了。
北新橋是一座連接南北方向的橋，東西方向有水溝，橋便橫跨于水溝之上。南北方向，當然是東四北大街與雍和宮大街，而水溝方向，則自然是東直門內大街與交道口東大街，這座石橋應該位于這四條大街的交匯點上。在《北京八旗方位圖》中，橋的東南方向，今天的太平倉胡同一帶，畫有一片湖泊，標曰“羅車坑”。“羅車”是什么意思呢？“車”可能是“家”的訛音，很可能與羅姓人家有關，而北新橋下面的那條水溝也有可能與羅車坑相連，北新橋一帶的水最終會流淌到羅車坑里去。在北京的舊城，有不少這樣的水坑，是消納城市生活污水與雨水的最終之地。
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繪制的《京城全圖》里，作為湖泊的“羅車坑”消失了。然而，還是留下了某些地理的印跡。原本的“羅車坑”此時分裂為兩個稱謂，即：北曰“搭連坑”，南曰“羅剎坑”。“羅車”訛為“羅剎”；“搭連”即“褡褳”，是一種舊時搭在肩上裝東西的口袋，很可能是以此形容那一帶的地理形態(tài)。無論是“羅剎”還是“褡褳”，在它們的尾部都綴以“坑”字，從而指明歷史深處的真相。而位于新太倉東側的學房胡同，此時改稱官房胡同，到了清代末年再次改稱北溝沿，或許是滄浪水波再次回到了人們的記憶，從而暗示給我們一條通向歷史深層的小徑。
那么，名曰“北新橋”的那座橋是何時消失的呢？在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李家瑞編纂的《北平風俗類征》中，轉引了清代沈太侔《春明采風志》中與北新橋有關的“催燈梆”：
催燈梆：五夜街市人海，?？秩鞘巧牵購d暗囑更梆，三更便打五更。早先步營雇乞兒作梆夫，行則結隊。北新橋心，西滿北蒙，東屬漢軍，五夜二更時，三隊數(shù)十夫，相遇于橋間，各列其隊，喊號一聲，群梆敲起，遞換梆點，如曲牌然，聲聞多遠，游人奔赴，四面碴嚴，皆看梆而不看燈，而燈不散則不已也。
大意是清代的北京，流行一種“催燈梆”，元宵之夜，人多而易生是非，官府擔心出事，于是想出一個縮短時間的主意，叮囑更夫把三更打成五更，所謂“三更便打五更”。為此官員們預先雇來數(shù)十名乞丐，如同兵卒一樣穿上號衣，排著隊，所謂“行則結隊”，來到“北新橋心”，西邊是滿八旗，北邊是蒙八旗，東邊是漢軍八旗。午夜二更時“三隊數(shù)十夫，相遇于橋間”，按照預先布置的方位站好，號令一出，群梆敲起，聲震數(shù)里，游人奔赴以為奇觀。而這時的更夫也非常賣力氣，“遞換梆點，如曲牌然”。人“皆看梆而不看燈”，本意是催促逛燈之人早早散去，卻適得其反使游人留住腳步，直到燈會徹底結束。“三隊數(shù)十夫，相遇于橋間”，一方面說明此橋之闊大，同時也說明沈太侔著文時北新橋尚存。具體是什么時間呢？沈太侔，名宗畸，生于1857年，卒于1926年，曾任禮部祠祭司，在清末民初，與徐凌霄、袁克文、徐半夢并稱北京四大才子。沈太侔25歲時隨父親來京居住，那一年光緒八年（1882年）。這就是說，在1882年前后，北新橋還是存在的。
北新橋東北角曾有一座精忠廟，供奉岳飛像。據(jù)1928年《北平特別市寺廟登記》，此廟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占地3分有余，有8間殿房，除大殿內供奉“岳夫子像”外，余房出租。岳飛廟的門牌是北新橋東大街137號。據(jù)說廟里有一口井，井里有鐵鏈子，鎖著一條惡龍，因為害怕它出來興風作浪，所以這里的石橋叫“北新橋”。關于這個故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閱讀金受申《北京的傳說》。
1949年以后，在精忠廟的位置興建了大華百貨商場。2004年在開挖地鐵5號線時，在原來精忠廟的位置上發(fā)現(xiàn)了一座殘井，不知是否與那口井有關？關于岳飛廟與水井，孔慶普在《城：我與北京的八十年》中有一段記載：當時的雍和宮大街南口22號養(yǎng)路工程事務所一工區(qū)“原是岳飛廟，南北兩進院，后院正殿五間，無神像，兩端各有兩間耳房。東西配殿都是三間，墻壁上繪有神像。南面是一道磚墻，上部是花墻，中間有一個類似垂花門的門樓，花墻南面是前院，前院的南面是23號院的北房后墻，前院西面開街門。”“1952年初夏，不知從哪兒傳出一個‘北新橋岳飛廟里的神像后面有一口井，井里掛著一條鐵鏈子，井里拴著一條龍的謠言’。”于是每逢星期天市民紛紛到這里尋找岳飛廟，“想看井中的龍”。“附近的住戶家家門口都貼上一個紙條兒‘本宅無井更無龍’。”養(yǎng)路工程事務所一工區(qū)上掛一個牌子，上寫：“本院原是岳飛廟，三十年前已無神像，院內有一個滲水井，既無鐵鏈子，更無龍。一切傳說都是謠言。”經(jīng)領導同意，后來一工區(qū)又在門口貼出公告曰：“茲定于4月20日星期天，本院開放，接待市民參觀。”后來《北京日報》也做了報道，此后，“再無人來找‘井’和‘龍’了”。
四
今天東四的東北一帶，有十四條以“東四”為冠、以“條”為尾綴的胡同，即“東四頭條”至“東四十四條”。但是，在明人張爵編制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中，這一帶只有4條以“條”加“胡同”為稱的胡同。即：頭條胡同、二條胡同、三條胡同與四條胡同。四條以北的胡同沒有名稱。到了清乾隆年間，那些沒有名稱的胡同被依次冠以五條至十一條，到宣統(tǒng)年間增加至十二條。1965年以后又增加至十三條與十四條。然而，在1958年以前，這些以條為名的胡同并沒有和“東四”相聯(lián)系，就是說，其前并沒有冠以“東四”或“東四牌樓”這樣的城市標志，只是以數(shù)字為順序，稱“某條胡同”而已。1958年以后，消失了的4座牌樓反而成為胡同名稱的組成部分，這種現(xiàn)象是不是對歷史記憶的溫情延伸呢？下面做些簡單分析。
東四頭條，以其東四牌樓西北第一條胡同而得名。東四頭條的西口位于今天東四北大街東側，由此向西至延福宮后身，再向南折至今天的朝陽門內大街，是一條從西向東再向南折的胡同，分東西與南北兩段。1969年修建外交部大樓與文化部宿舍，將胡同截斷，東西與南北兩個段落不再連接，其中文化部宿舍出口的一段小巷便是歷史上東四頭條南北段的遺存。
東四二條，原為丁字形道路，西口是東四北大街，東口分為兩端，北端與東四三條，南端與東四頭條相通?，F(xiàn)在只有北口與東四三條相連。
東四三條，西口是東四北大街，東口是朝陽門北小街。這條胡同筆直悠長，胡同西口南側是清孚郡王府后墻，胡同兩側多植槐樹，樹干粗壯，冠幅巨大，是東四三條的顯著景觀。
東四四條，西口是東四北大街，西段有兩條南北方向的支巷與東四五條相通，西側的原稱西水車胡同，東側的稱東水車胡同，1958年改為今名。
東四五條，西口為東四北大街，中間曲折，東口為朝陽門北小街。明代這條胡同西段無名稱，1958年改為今名，1965年將華百壽胡同并入統(tǒng)為今名。
東四六條，西口是東四北大街，東口是朝陽門北小街。1958年定為今名。
東四七條，東西兩口同東四六條。1958年定為今名。
東四八條，東西兩口同東四六條。明代稱正覺寺，清代改稱八條胡同，1958年改為今名。
東四九條，東西兩口同東四六條。明代無名稱，清代改九條胡同，1958年改為今名。
東四十條，西口在東四北大街，東口至東四十條橋。明代無名稱，清代稱十條胡同。其西口原先只到朝陽門南小街北端，再向東是舊太倉（百萬倉、南新倉）的西墻。1953年拆除舊太倉（南新倉）北部，開辟城墻豁口，拓寬道路（將道路北側院落中的前部拆掉），并將十條向東延伸。1958年改為今名，1965年將甜水井胡同并入統(tǒng)為今名。1971年在十條東口修建立交橋，1999年將道路再次拓寬。
東四十一條和東四十二條，西口在東四北大街，東口在東直門南小街。
東四十三條和東四十四條，西口是東四北大街，東口在東直門北小街。東四十四條位于新太倉南門。清乾隆時稱王寡婦胡同，宣統(tǒng)時東部稱五顯廟胡同，西部稱船板胡同。1965年將兩條胡同合稱今名。有三條支巷與東四十三條以及北部小巷相通。
從東四牌樓到北新橋，總結作為城市地標衍生的胡同變化，似可以得出這樣幾個結論：
1958年前東四牌樓沒有作為胡同名稱，1958年以后才作為胡同名稱，那些胡同數(shù)百年來只是簡單的“數(shù)字”加“條胡同”，從四條到十一條，再到十二條、十四條，均與東邊的4座牌樓無關，然而，在牌樓消失以后，東四牌樓卻突然以簡稱的形式成為這些胡同的稱謂，這就如同北新橋周圍的胡同，也是在城市標志消失后才成為胡同之稱，或者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一方面說明人們對胡同的標志性與方位感增強了，另一方面是否也說明記憶深處某種意識的蘇醒呢？
與東四牌樓、北新橋不同，海運倉、北新倉、南新倉與舊太倉乃至早已消逝的新太倉都已成為胡同的稱謂，反復出現(xiàn)，這里面又有什么原因呢？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從東四到北新橋一帶許多大胡同的名稱出現(xiàn)得很晚，比如東四五條以北的胡同，而許多窄小的胡同反而早有名稱，比如流水溝、鐵匠營之類，這又是什么原因呢？這可能由于那里的地理或人文標志具有特殊性，易于成為區(qū)域性的名稱，而一些大的居民區(qū)由于缺少特殊標志，故沒有名稱。
東四頭條至十四條在歷史上大多分為東西兩段，東段在明代多數(shù)已有名稱，西段北部卻大多沒有名稱，原因為何？簡單的解釋是，東段胡同靠近糧倉，是當時的熱鬧之處，西段北部的胡同靠近東四北大街，現(xiàn)在是繁華之處，而當時卻是冷清的，故而原先沒有名稱。歷史就是這樣奇妙——冷清與熱鬧是可以互易的。
《光明日報》（2024年12月20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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