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將知假買假舉報投訴認定為惡意不予受理 專家提出

建立懲罰性賠償分級適用制度

本報記者 陳磊

近日，四川某市市場監(jiān)管局發(fā)布一份告誡書，稱對惡意投訴舉報行為提醒告誡：嚴禁以牟利為目的消費進行投訴舉報，嚴禁以知假買假的消費進行投訴舉報，嚴禁以超出合理生活消費需要的消費進行投訴舉報。此舉引發(fā)社會熱議，該不該支持知假買假，網友莫衷一是。

《法治日報》記者就此聯系該局采訪，至發(fā)稿時未得到回應。據公開信息梳理發(fā)現，近年來，國內有多個地方發(fā)布類似公告甚至規(guī)范性文件，提出不予受理知假買假等惡意投訴舉報行為。

多位民間打假人和法律專家受訪時認為，將民間打假人知假買假后的投訴行為，定義為惡意投訴不予受理，尚缺乏法律依據。建議從法律法規(guī)層面明確消費者的內涵和外延，對民間打假與“假打索賠”進行嚴格區(qū)分，并建立懲罰性賠償分級適用制度，對食品藥品等影響群眾生命健康的產品加大懲罰性賠償力度，反之則適當降低懲罰性賠償力度，隨之調整投訴舉報獎勵制度，優(yōu)化舉報質量。

不受理知假買假投訴舉報

限制消費者正常維權行為

民間打假人陳勝金告訴記者，多地市場監(jiān)管部門出臺類似禁止惡意投訴舉報的公告或規(guī)范性文件，不予受理知假買假等投訴舉報行為，目的之一在于限制民間打假人打假；還有一些地方雖然沒有出臺此類政策文件，但實操中，對于投訴舉報人知假買假、多次投訴舉報、不以消費為目的的購買行為，同樣不予受理。

陳勝金舉例說，他曾舉報貴州某市10家單位銷售假藥，查實8件，判刑5件，申請獎勵時，當地市場監(jiān)管局以牟取不正當利益為由不予支持；曾舉報云南某市某區(qū)15家單位銷售假藥，當地市場監(jiān)管局行政處罰12件，申請獎勵時同樣遭到拒絕，原因是市場監(jiān)管部門認為他不是以消費為目的的購買。

他因此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兌現獎勵，法院均判決市場監(jiān)管部門敗訴并支持對他予以獎勵。

“就投訴舉報而言，無論是以牟利為目的，還是知假買假，或超出合理生活消費需要的消費，只要其中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guī)定，市場監(jiān)管部門作為行政機關不應一律不予受理。”北京市律師協會消費者權益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饒偉認為，行政機關可以引導相關消費領域的維權行為，在維權行為超過法律規(guī)定邊界時予以處罰，但不應該直接作出禁止性規(guī)定。

北京市盈科(西安)律師事務所管委會副主任王毅認為，從行政行為目的正當和比例原則考量，一些地方市場監(jiān)管部門的上述行為旨在維護、規(guī)范市場經濟秩序，但該方式限制了公民的權利救濟途徑，與行政目的相比較，對于普通消費者的權利限制過大，有違比例原則。

在他看來，民間打假人通過發(fā)現假冒偽劣商品，按照法律、行政法規(guī)等規(guī)定，主張賠償(包括懲罰性賠償)，對于規(guī)范市場秩序、促進企業(yè)之間良性競爭，大有裨益。如果對該類舉報投訴行為予以限制，容易影響、限制普通消費者的正常投訴維權。“只要消費者的行為不構成權利濫用，對其正常的舉報投訴不應該予以限制。”

“一些地方的做法，實際上是把民間打假等同于‘假打索賠’，而實際上兩者有本質區(qū)別，民間打假人只要打的是假冒偽劣商品，就是真打而非假打，打假牟利也不構成道德風險，事先知道假貨而購買并去維權，與購買后發(fā)現假貨去維權也無本質區(qū)別，因此不應對正常投訴舉報行為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檢察院民行專家委員會委員張進先說。

執(zhí)法和司法存在分歧沖突

提升懲罰性賠償制度認識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明確：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fā)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而一些地方市場監(jiān)管部門發(fā)布的告誡書，與食藥糾紛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明顯不一致，一個不受理民間打假，一個支持民間打假。”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負責人指出。

為什么會出現如此“打架”的局面？

北京中凱(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杜鵬經辦過多起民間打假起訴案。據他觀察，近年來確實有一些地方認為民間打假人是“麻煩制造者”，其投訴舉報行為擾亂了正常市場經濟秩序、浪費了寶貴的行政執(zhí)法和司法資源。

饒偉分析認為，一方面，市場監(jiān)管部門在處理此類投訴舉報中，投訴舉報人確實存在一些不能成立的理由或事實，給行政機關加大了工作量；另一方面，對于當地的經營者來講，在面對經營過程中的知假買假，也確實增加了經營成本。

“從市場監(jiān)管部門的角度，適當限制懲罰性賠償，對于鼓勵企業(yè)特別是民營企業(yè)發(fā)展壯大確有益處。同時，搭上民間打假便車，以獲得非法利益的‘假打索賠’者以打假為名行敲詐勒索之實，確實擾亂了市場秩序。”王毅說。

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負責人分析說，民間打假人有到市場監(jiān)管部門舉報的積極性，除了舉報獎勵外，執(zhí)法人員根據投訴舉報進行查處，一旦查實就固定了證據，民間打假人再拿著這些證據找商家索賠，或提起訴訟索賠，一找一個準，一提一個準。而民間打假人直接起訴，則需要承擔舉證不力的敗訴風險。“執(zhí)法人員的查處，客觀上在‘幫助’民間打假人‘掙錢’，這是一些執(zhí)法部門難以接受的，也是現實需要解決的問題。”

“但不可否認，民間打假對社會有益，特別是在食品藥品安全領域，更要發(fā)揮民間打假人的作用，市場監(jiān)管部門不應當把民間打假人推至‘門外’。”這位負責人說。

在杜鵬看來，實際上，正是由于民間打假人的存在，作為有關部門打假的“補充力量”，客觀上提高了不法商家的違法成本，為凈化市場環(huán)境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同時，“執(zhí)法對象多，執(zhí)法人員少，執(zhí)法任務重”是一些地區(qū)基層監(jiān)管部門的真實寫照，民間打假人有效提供違法線索，精準定位違法行為，及時發(fā)現產品質量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降低行政監(jiān)管成本。

受訪專家認為，更深層次上，還是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認知問題。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guī)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3倍賠償消費者損失。食品安全法規(guī)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可以要求支付價款10倍或損失3倍的賠償金。

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負責人說，發(fā)動群眾，動員消費者打假，打一場針對制假售假的人民戰(zhàn)爭，假貨就會如同“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市場就會凈化，消費者的權益就能得到充分的保護。“這里的消費者也包括民間打假人。”

“我國食品安全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zhàn)，形勢依然復雜嚴峻，微生物和重金屬污染、農藥獸藥殘留超標、添加劑使用不規(guī)范、制假售假等問題時有發(fā)生，更需要凝聚社會合力推動治理。”這位負責人說。

王毅認為，設置懲罰性賠償的目的在于對侵權人施以懲罰，以阻止其重復實施加害行為。民間打假人具有一定的專業(yè)知識和高度的維權積極性，是維護消費者權益的一支重要力量。打假又不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行為，加之又有懲罰性賠償的制度保障，這是民間打假人致力于打假的制度原因。

曾參與制定食藥糾紛司法解釋的張進先說，人民法院的做法是，針對食品藥品領域，誰打假就應當依法保護誰。即使事先明知是假貨，買了照樣可以打假。最高法不僅制定相關司法解釋，還發(fā)布相關案例，支持包括民間打假者在內的消費者打假。

監(jiān)管內部可建立激勵制度

區(qū)分民間打假與假打索賠

假冒偽劣商品涉及食品、藥品、化妝品、日用品等，與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嚴重侵害人民群眾生命健康。

針對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犯罪特別是食品藥品犯罪，有關國家機關一直保持高壓態(tài)勢。2022年，檢察機關起訴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7933件14449人。2023年4月以來，公安機關共偵破“兩超一非”(食品領域超范圍、超限量濫用添加劑、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質)食品犯罪及針對老幼婦等群體藥品犯罪案件6100余起。

在張進先看來，當前市場上還存在假冒偽劣商品，尤其是食品領域制假售假問題時有發(fā)生，亟須政府有關部門、司法機關、社會組織、包括民間打假人在內的消費者共同參與，形成打假高壓態(tài)勢，讓造假者望而生畏，逐步實現天下無假。“建議一些地方的市場監(jiān)管部門，嚴格區(qū)分民間打假與‘假打索賠’，嚴懲‘假打索賠’，支持民間打假。”

民間打假人張曉紅也建議，明確“打假索賠”和“假打索賠”的不同法律屬性，對“假打索賠”行為進行嚴厲打擊，但不能將極少數人的“假打索賠”視為全部民間打假人的行為。

受訪專家指出，“打假索賠”，即購買到假貨，與經營者發(fā)生消費權益爭議糾紛，通過協商和解、投訴舉報、訴訟等合法維權方式索賠；“假打索賠”，即通過產品調包、藏匿等手段、虛構產品質量問題等方式造假索賠，弄虛作假，涉嫌敲詐勒索。

“應盡快出臺與打假相關的行政法規(guī)，比如制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統一執(zhí)法尺度。健全與打假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和司法解釋，解決打假過程中行政執(zhí)法與司法的分歧，為執(zhí)法提供依據。”張進先說。

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負責人認為，應該在市場監(jiān)管部門內部建立打假激勵制度，民間打假人的投訴舉報得以查實的，對市場監(jiān)管部門的執(zhí)法人員也要進行適當激勵，進一步發(fā)揮執(zhí)法人員作為打假“正規(guī)軍”的積極性。

王毅研究發(fā)現，在現行法律法規(guī)中，行政機關很難將消費者與民間打假人作出明確的區(qū)分，無論提出投訴舉報的是否屬于民間打假人，各級行政職能部門如果直接以投訴舉報人是民間打假人為由，對其提出的投訴舉報事項不予受理、不予查處或對被舉報人直接不予處罰，那么職能部門將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中陷于被動。因此，應盡快出臺有關民間打假人的具體規(guī)范，或由最高法出臺司法解釋和發(fā)布指導性案例，明確民間打假人的定性及打假手段。同時對于惡意“假打索賠”行為依法嚴厲打擊。

饒偉認為，如果消費者在知假買假中存在其他惡意甚至違法情形，如出現敲詐勒索、非理性表達損害了經營者的商業(yè)信譽等行為，同樣可以通過行政處罰，甚至刑罰追究其責任。

“總體來講，知假買假對于產品質量責任的監(jiān)督，約束經營者的違法行為等，存在一定的積極因素，不管其主觀心態(tài)是不是為了利益，均不應簡單地通過行政手段予以禁止。”饒偉呼吁。

鑒于民間打假人是從懲罰性賠償制度上長出的“花朵”，王毅建議，有必要探索懲罰性賠償制度分級適用，對食品藥品且影響群眾生命健康的產品加強賠償力度，對包裝瑕疵等對群眾生命健康并無直接影響的方面則適當降低或不予懲罰性賠償。

“目前我國法律中并沒有關于‘惡意打假’的定義，因此對于‘惡意打假’的認定必須慎之又慎，否則容易誤傷正常的打假行為，一旦消費者的打假行為被認定為惡意，將不利于廣大消費者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利用法律武器維護其合法權益。”王毅提醒說。(法治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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