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病”的受害者一定是各有各的具體情況，“一人一策”才是真正關愛學生、解決問題的辦法。說白了，還是得用心、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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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起來都挺“迷惘”，甚至也涉及“自殺”這樣的極端話題，但這次所謂大學生“空心病”的討論，與當年的“潘曉來信”不一樣。當年的“潘曉來信”是青年自我與主體性的覺醒，是自我反思性的體認，而如今的“空心病”似乎印證著部分青年主體意識的稀薄，折射了某種自我放逐。

“空心”源于回避“意義”二字

筆者沒有查到徐凱文先生關于“空心病”一文中各種數據的具體來源（如“北大一年級新生，無論本科生還是研究生，40.4％的人認為活著沒有意義”），因而無法去核實這些數據采集的科學性與準確性，但是根據自己在高校工作的觀察，類似情形的確存在。

最近，我一直在和即將畢業(yè)的本科生、研究生談畢業(yè)論文，我認為文科的論文寫作就是一個“尋找意義”的過程，循著“發(fā)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邏輯，寫一篇符合學術規(guī)范的論文，應該是大學生在一段學習結束時給自己最好的交待。遺憾的是，很多學生坐到我對面時一臉茫然，他們不知道有什么話題可以挖掘、有什么現象值得討論。當你覺得活著都沒有意義的時候，還有什么學術問題會讓你覺得有意義呢？

一些大學生回避“意義”二字，這絕不僅是在大學階段形成的。我們的教育從幼兒階段開始，更習慣于讓孩子“接受意義”而不是“尋找意義”。網上流傳過一篇中美歷史教育比較的文章，在學習某次戰(zhàn)爭的時候，中國學生被要求熟記時間、地點、事件這些“史實”，而美國學生會被要求寫一篇小論文分析“如果這場戰(zhàn)爭英國軍隊贏了會怎樣？”

我們的學生習慣于認為，教材的說法總歸是對的，老師講的也一定是對的，從而在一開始接受教育時就缺乏反思和批判的動力，也逐漸養(yǎng)成了實用主義傾向——只要和書本、老師一致，就能拿到分。

分數是我們學生的“命根子”，網上說“五年高考三年模擬”，這直接導致我們的學生進入大學以后出現很多不適應：要么覺得進入大學后可以喘息一下；要么覺得父母規(guī)劃的人生目的已經實現，可以交差了；要么把大一變成“高四”，依然用中學“刷題”的思路來應對大學的學習，考前突擊一番，最后分數還不錯……

大學階段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大學生出現上述種種情況，再與大學的“擴招”、功利主義和數據導向的考核以及師生關系的淡漠等問題疊加在一起了，因此，簡單地把板子打在青年身上是不妥的。

“焦慮”折射出時代境遇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特定的命題和問題。在“潘曉”之前，我們有“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在“潘曉”之后，還有“平凡的世界”。在任何急遽變動的時代，個人與時代的關系永遠會擺在青年面前，而大學生的精神狀態(tài)又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

歷史地看，人的精神狀態(tài)也是近現代西方文學和哲學討論的一個重點。1925年英國詩人托馬斯·艾略特創(chuàng)作了詩歌《空心人》（The Hollow Men），刻畫了現代人的無聊、空虛、焦慮的精神生活，被認為是描寫當時人的精神狀態(tài)的代表作。1930年，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寫出了《時代的精神狀況》一書，特別討論了“個體自我在當代狀況中的維持”“精神的衰亡與可能性”等問題。雅斯貝斯曾長期在德國海德堡大學研究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他說：“以往是少數人焦慮地思考我們的精神世界所面臨的危險，而現在，大戰(zhàn)以后，這種危險的嚴重性已是人人都清楚了?！?964年，面對西方世界進入發(fā)達工業(yè)社會之后的各種問題，另一位美籍德裔哲學家馬爾庫塞出版了《單向度的人》一書，他闡明了西方社會中人們內心里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是如何被一點點侵蝕掉的，人最后如何成為“單向度的人”，即喪失了創(chuàng)造力，不再想象和追求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

如果說以往我們在讀這些內容時還覺得都是“西方語境”，那么現在這些問題也隨著中國社會高速的變革與發(fā)展來到了我們面前。馬克思說，“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這也許就是“時代的精神狀況”在大學生群體中的表現。我在做大學生班主任時，常會去學生宿舍轉轉，讓我擔憂的是，學生宿舍的很多書架上，最多的幾種書往往是公務員考試、英語考試、計算機考試和心靈雞湯類。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我的導師告訴我，他們在上世紀80年代初讀大學時，宿舍條件很差，沒有獨立書架，但當時的大學生卻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經典名著、床上床下塞滿了書……

當然，當年的大學生由國家負責分配工作，不用交學費，能讀書自然遠強于“晝出耘田夜績麻”。如今的大學生必須面臨市場的選擇、經濟的壓力，面對這樣的形勢，一方面有可能轉化為奮斗的動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非常功利化地讀書和生活，在這個過程中如果遇到挫折，更容易產生各種消極情緒乃至迷失自我。

我們在短短十幾年時間里讓我們的高等教育入學率趕上了中等發(fā)達國家，但同時也有相當多軟件和硬件沒有跟上，對整個大學生群體的心理干預也還比較滯后。高等教育普惠百姓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心理、群體心理這些層面的跟進和調適，可不像造一幢教學樓那么容易。

應對“空心病”須防簡單粗暴

現在不少大學生，就像“被拉壞了的彈簧”，每只彈簧都有它一定的拉伸限度，一旦超過極限，再想恢復這個彈簧的功能就很難了?；蛟S，這些青年正是“空心病”的受害者：當來自教育系統(tǒng)和社會其他方面的壓力過多地傳導到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的內心可能就塌陷了。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推崇的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時至今日，不少青年可能更接近于卡夫卡說的“我們稱之為路的，不過是心中的彷徨而已”。今天的年輕人如何找到自我，如何幫助每個年輕人找到自己獨特的路，讓他們不彷徨或者不太彷徨，這能否作為應對“空心病”的一帖藥呢？

面對“空心病”，最先訴諸行動的必然是各級教育工作者。我們不一定有能力改變整個生態(tài)，但是我們可以打造一個小的試驗田，讓學生盡可能獲得一些“分數之外”的東西。雅斯貝斯在另一本名為《什么是教育》的書中說，教育活動關注的是，人的潛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并加以實現，以及人的內部靈性與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質言之，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積。誠哉斯言，雖然做起來難上加難，但不妨有空拿出來品咂一番。

此外，全社會不妨以此為契機，展開對“空心病”現象的嚴肅討論和學術研究。我查閱了中國知網，發(fā)現徐凱文先生本人至今也還沒有在學術期刊上公開發(fā)表過直接和“空心病”相關的研究成果。“空心病”不一定能成為學術概念，但與之相關的文化現象、社會現象和心理問題，一定是可以研究的。如果“空心病”只是被媒體和大眾炒來炒去，那只能說明這種“病”在到處蔓延。

最后，我們要警惕那種用簡單粗暴的方法去應對“空心病”的做法，莫將教育者自己的焦慮轉移到學生身上。相關學校和部門，千萬不能因為看到有“空心病”現象的報道，就把學生一批批拉去聽講座、做測試、填量表、建心理檔案。從表面上看，這樣做了之后學?？梢员響B(tài)說“我們工作不缺位了”，不過“空心病”的受害者一定是各有各的具體情況，“一人一策”才是真正關愛學生、解決問題的辦法。說白了，還是得用心、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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